taptap点点入口海峡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杨金发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4月号发表专文《福建省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成效、瓶颈与提质路径》，作者认为：在两岸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台湾农民创业园已成为深化闽台农业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文以福建省台湾农民创业园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建设历程与运行成效，重点从产业集聚、产业融合、金融支持、市场拓展、转型升级与政策落实等方面分析当前面临的主要瓶颈。研究认为，福建省台湾农民创业园在引进台湾农业要素、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农业技术交流和台农发展等方面成效明显，但在产业链协同、金融赋能精准性、社会化服务供给及政策协同落实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基于此，本文提出通过强化产业链协同、推动龙头企业与台农深度合作、提升金融支持效能和持续落细惠台政策，推动台湾农民创业园提质升级。文章内容如下：
作为台商最早投资、对台交流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福建省始终站在两岸产业与经贸合作的前沿，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①。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对福建省在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推进国家和平统一的进程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业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领域,具有同根同源、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等显着优势，农业融合不仅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构成部分，更是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途径②。
在此背景下，台湾农民创业园（以下简称“台创园”）建设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作为两岸农业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台创园在土地、税费、金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持续吸引台湾同胞到大陆投资农业。台创园始创于福建，并逐步在大陆推广，成为闽台农业合作领域先行先试的重要成果。总体来看，经过多年的发展实践，福建省台创园在引进台湾农业要素、培育特色产业、促进农业技术交流和台农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在产业集聚、融合深度和体制机制等方面面临着现实制约。基于此，本文以2024年10月新增认定前已获批的6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漳浦、漳平、仙游、清流、福清、惠安）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发展历程，深入分析其建设主要成效与现实瓶颈，探讨提质增效的现实路径，以期为深化闽台农业合作、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及促进在闽台资农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脉络与制度演进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和平统一的方针，并提出了实现通邮、通航、通商的政策倡议。这一重大政策宣示标志着两岸经济关系逐步解冻，结束了长期的制度性隔绝状态。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福建省凭藉其与台湾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深、商缘相通、法缘相系的独特五缘优势，成为台湾农民和农业资本登陆的第一家园。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闽台农业合作不断深化，逐步由零散探索走向制度化推进，逐渐成为两岸经济交流与基层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来看，这一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民间起步、政策试点和制度化发展三个阶段。
（一）民间推动下的合作起步：1980-1996年
在合作萌芽阶段，福建与台湾农业合作交流主要依托民间力量自发推进。以亲情、乡情、校友关系和个人交往为纽带，一批台湾农民和农业经营者开始在福建沿海地区开展试探性投资经营实践。这一时期，闽台农业合作尚处于低水平起步阶段，合作方式主要以个体台商的民间探访和交流为主。尽管台创园在这一阶段尚未成形，但频繁的民间交流互动与实践为其后续的制度化平台设立奠定了经验与信任基础，福建沿海地区也因此成为台商试探性投资的聚集区，为后续的两岸农业合作勾勒出初步轮廓。
随着闽台农业交流合作深化，科技与学术交流逐渐成为闽台农业合作的重要内容，台创园的构想和准备工作在这一时期日趋成熟。1985年，台南人邱伏对在福建漳浦成立了当地第一家台资农业企业——浦台水产开发有限公司。此后，台商赴大陆投资兴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点及面，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③。与此同时，闽台间的学术和技术交流日趋活跃，涵盖学术会议、技术研讨和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1991年，由中国农业交流协会委托福建省闽台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农业分会和福建省科协主办的“海峡两岸农作物改良研讨会”标志着闽台农业合作开始由民间主导向半官方支持转变④，也为后续福建台创园的设立奠定了更为稳定和制度化的基础。
（二）政策引导下的试点探索：1997-2005年
进入试点探索阶段，闽台农业合作在政策层面获得了更加明确的制度支撑。科技与学术交流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深化，并逐步向生产实践和产业合作延申，为福建台创园设立提供现实基础。1997年6月，国务院台办、原农业部、原外经贸部批准在福建福州、漳州设立“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明确支持福建加快对台农业合作发展，并发挥示范及辐射带动作用。这标志着闽台农业合作由自发探索迈入政策引导和制度试验的新阶段。
试验区的设立为两岸农业合作拓展提供了更加宽阔的平台，合作内容逐步涵盖农业科技研发、生产模式创新、农产品加工与贸易等多个领域。这一时期闽台农业合作呈现出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层次逐步提升、交流方式日趋多元的特征，有效推动了两岸农业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补，也为后续台创园的正式设立积累了政策经验和实践样本。
（三）制度化推进与规模化发展：2006年-至今
进入制度化推进与规模化发展阶段，闽台农业合作的组织形态和合作模式不断完善。2005年，福建在漳州漳浦率先创建台湾农民创业园试点。2006年，漳浦和福清（原福清县）分别设立“台湾农民创业园”⑤，标志着这一平台开始由试点探索向制度化建设转变。2008年2月，漳平永福台湾农民创业园成立，台创园建设由点及面逐步铺开，并在大陆重点区域推广复制。
在持续提升园区建设水平的过程中，福建逐步形成了“一园一特色、一区一产业”的发展格局。截至2024年9月，福建省共有6个国家级台创园，数量居全国各省之首，其中仅漳平台创园就引进台资农业企业82家，汇集台农600多人。在农业农村部和国台办联合开展的综合评价中，福建省6个国家级台创园连续多年包揽综合评价前6名，成为两岸农业合作的示范样板。2024年10月，福建新增8家国家级台创园，实现九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全覆盖。依托台创园平台，通过引进和培育台资农业项目，推动台湾农业良种、技术、资金、经营模式和管理经验的系统引入，逐步形成了以项目带企业、企业联农户，台资企业与当地经济协同发展的闽台农业合作格局。
二、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的主要成效
台湾农民创业园是台湾农民来闽创业和推动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制度平台。截至扩容前，福建省6个国家级台创园累计吸引了778家台资企业入驻，合同利用台资14.8亿美元，无论在数量还是规模上均居全国首位，成为大陆对台农业合作交流的先行区域。
围绕台湾农业比较优势，福建省以台创园为载体，聚焦优良品种、实用种养技术、先进加工工艺、小型现代农机具等重点领域，系统建设了一批高标准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基地，并常态化开展生产实用技术培训，有效推动了特色现代农业的提质增效。同时，通过创建闽台农业合作推广示范县，聚焦重点区域、特色产业和关键环节，大力推动台湾农业“五新”成果落地推广。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引进台湾农业良种2700多个，形成了上杭的台湾优质大米产业、漳浦和南靖及清流的花卉产业、漳平和漳浦的茶叶生产与加工产业、仙游的台湾甜柿产业，以及南靖和罗源的食用菌产业等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主导优势产业，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的重要增长点。
随着《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农林22条措施”）在福建落地实施，台创园整体经营质量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在闽台农业融合发展措施的支持下，各地通过项目带动和贴息引导，加大台创园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配套投入。2022年，全省对51家台资农业企业下达贷款贴息补助1170万元，推动重点项目有效实施。漳浦闽台兰花产业园、漳平台品樱花茶园提升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6个国家级台创园保持产业特色鲜明、台农集聚发展、辐射带动成效明显的良好态势，连续4年综合评价名列全国前六名。2022年4月，漳平台创园成功申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两岸农业产业升级、融合发展打造示范样板。
在生产经营上，台创园内台农不断向产业链前后两端延伸，推动农业由“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变。如漳州台旺食品面对养殖对虾滞销困境，通过深加工将对虾加工成系列休闲食品，并创立“虾老大”品牌；漳浦台创园内的“花果山”项目占地80余亩，引进树葡萄、巴西甜樱桃、加勒比海星苹果等130多种花木瓜果，由台商蔡志阳创立的漳浦台丰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营，已发展成为现代高优生态农业推广的示范农场⑥。仙游台创园好柿多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则在甜柿种植基础上，成功引进芡实等新品种，走集农业采摘、苗木培育、休闲娱乐、婚纱摄影、亲子体验的多元化发展模式。漳浦台创园企业还采用多种组织化、专业化的产业化经营，促进漳浦农业规模化经营，有效提升了农产品深加工水平和附加值，并通过技术和管理经验扩散，显着提升了漳浦农民技术技能和收入水平⑦。
在品牌化和产业化经营方面，一批台资农业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其中，台商李瑞河先生于1993年回到其故乡漳浦县投资创办的“天福集团”，现已拥有10多家子公司和茶系列产品加工厂，在全国各地布局1000多家茶叶直销连锁店⑧，总投资超过1亿美元。该集团不仅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博物馆，还投资2亿多元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茶业职业技术学院，逐步形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集种植、加工、茶食品开发 、销售、观光休闲、文化传承、学术研究、教育娱乐等于一体的茶文化“大观园”，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此同时，一批闽台乡建乡创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加快推进，培育出了厦门青礁院前社、平潭北港村、泰宁际溪村、永泰嵩口镇、闽清“梅城印记”等一批美丽乡村建设的闽台合作新样板，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动能。
在交流合作层面，台创园持续发挥两岸交流的重要纽带作用。福建各地台创园加强与台湾行业协会、民间团体等沟通联系，持续开展考察互访、产业论坛和文化交流活动。仅漳平市就组织对接来园参访考察的台湾社团百余批次、共7000余人次，为两岸融合发展夯实了社会基础。同时，福建省通过完善就业创业环境，积极吸引台湾青年来闽参与园区建设，与全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形成鲜明对比。仅漳平台创园就已入驻台青近百名，创办企业29家，并成为大陆首个“台湾青年产业融合示范基地”，为台创园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面临的现实瓶颈
（一）产业集聚程度整体偏低
台创园作为开放型农业产业园区，多采取“一园多区、多点布局”发展模式。尽管各个台创园在规划初期都有明确的产业定位，但受制于台农台企布局分散、项目规模小等因素，难以形成空间集聚和产业联动，尚未构建起结构完整、分工协同的产业链体系，产业间的协作与互动明显受限。同时，各个台创园之间在规划衔接和管理机制上也缺乏统一协调，各园区发展路径分化明显，难以实现跨园区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
从实践情况看，除漳平台创园在茶产业等特色领域集聚效应相对显着外，其他台创园在产业集聚和主导产业培育方面与规划目标仍存在差距。如仙游台创园规划重点培育发展台湾甜柿、农业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但目前仅有少数如好柿多家庭农场仍在重点拓展，其他台农台企的参与度有限，产业规模和示范效应尚未有效形成。
（二）产业协同与融合深度不足
农业是闽台产业融合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互补性强、潜力巨大。然而目前闽台农业合作的互补性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合作形态多呈现平行竞争和各自发展的局面，产业协同程度偏低，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核心技术和优良品种保护顾虑制约深度合作。部分台农虽有合作意愿，但因担心核心技术或优良品种被转移或外传，削弱其市场竞争力，故对与大陆同行深入合作持谨慎态度。二是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足。即便部分项目已形成合作关系，但资源共享、标准对接和利益联结方面仍较为松散，缺乏龙头企业有效带动，难以实现高质量的产业链融合与价值提升。
（三）金融赋能精准度不足
尽管惠台农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较为丰富，但这些政策的覆盖面、适配性和精准度仍显不足，部分政策在落实上存在“有创新但推广不足、有经验但复制扩散不足、有需求但有效供给不足”等现象。例如，福建“金服云”平台开设的“台企快服贷”，目前仅有131家台企纳入服务池；而“台农贷”专项政策目前也仅服务台农企业216家，授信数量为72户。调查显示，2020-2022年享受过相关政策性补助的台农比例分别为41.27%、46.03%和53.97%，虽有上升趋势，但仍有20.63%台农均无享受任何优惠政策。同时，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大型的、农业下游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贷款，上游的种养殖企业由于规模小、资产少，且资产估价难，更需要资金支持却往往难以获得贷款。数据显示，下游台农获得贷款的比率比上游企业高出近12个百分点，约42.86%的台农信贷需求得到部分满足，而28.57%的台农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此外，台商在大陆融资还面临制度性障碍。由于台商在大陆的经营土地主要通过租赁或承包方式获得，缺乏可抵押的产权凭证，导致“地权”融资困难⑨。同时，台商台农多为小规模生产经营主体，信用积累不足，难以符合金融机构风控要求。尽管部分地区，如漳平市通过政府介入、组建产销合作社等方式缓解融资压力⑩，但在更大范围内，惠台政策中“先建后补”等程序性设计，仍然影响台农资金需求满足。如乡建乡创项目，福建省级财政虽年拨5000万，但“先建后补”模式可能导致项目主延迟支付，影响资金流动性和建设效率。
（四）市场对接与服务支撑不足
农业面临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不仅要解决资金来源和生产效率问题，还需破解销路难题。区域农业发展水平、市场容量以及资源禀赋等因素，均对台商台农的区位选择和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⑪。在台湾岛内，农会体系高度发达，为会员提供集技术支持、金融服务和市场渠道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使其可以专注于生产环节。相比之下，福建面向台农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来闽创业的台农在市场对接、品牌推广和渠道拓展等方面多需自行摸索，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成为制约其持续盈利的重要瓶颈。
（五）企业转型升级内生动能不足
从产业结构上看，福建台资农业企业主要集中在种植、养殖和初加工等传统领域，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面临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多方面的不足，难以适应农业新业态和快速变化的市场。同时，许多台农企业主年龄偏大，二代接班意愿不足，企业长期发展面临传承压力。
此外，台湾青年在大陆创业中呈现出“大陆认知”矛盾化、创业选择理性化、创业政策诉求差异化的特点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投身农业领域的积极性。内生动力不足与外部环境变化迭加，使部分台农台企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动力不足、能力受限。
（六）惠台政策协同落实效能不高
在政策信息获取方面，调查发现，台农主要通过台创园宣传、互联网和业界同行转述获得惠台政策相关资讯，这些渠道的占比分别为94.74%、31.58%和15.79%。但相关惠台政策在岛内知晓度低，涉台惠农政策对岛内的溢出效应远未达到预期。在政策落实方面，目前政策多由台创园、产业园管委会来牵头协调落实，但由于管委会一般行政级别较低，对资金、土地、科技等支撑力度有限，相关部门协同保障与服务机制尚未完善。例如，台创园内的用于农业生产的租赁土地，按照有关税法，经过园区整理开发后租赁给企业的土地，须上缴租赁环节税收，这对于创业园而言是个不小的负担。
在政策协同落实方面，相关制度安排的整体运行效能仍有待提升。以国务院台办、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等十一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农林22条措施”为例，政策涉及部门多、协调链条长、政策分散度高，对跨部门统筹协调要求较高。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部门职能分割、行政层级差异及协同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影响，跨部门协调成本高，政策衔接和资源整合难度较大，针对不同主体的政策支持措施难以协调形成合力，客观上延缓了政策落地进程，削弱政策实施效果。
四、台湾农民创业园提质升级思路与建议
（一）试行“链长制”，强化园区主导产业培育
围绕台创园产业发展规划，在园区层面探索实施“链长制”，以制度化方式强化主导产业培育和产业链协调。以优势产业为重点，有序推进创链、延链、补链和强链，引导资源要素向关键环节集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链主企业加引上下游产业协作配套，推动形成产业集群，提高台创园产业聚集度。通过农业内部要素整合，促进农、林、牧、渔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⑬。
同时，应重视台湾农会、渔会等组织在台湾农渔界的组织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在尊重其既有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开展制度化对接。围绕重点产业精心策划生成链主项目，通过“引进一个项目、开发一片基地、形成一个产业、拓展一块市场”的全流程“链长制”，拓展两岸农业合作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路径。
（二）引导本土龙头企业与台农深化协同发展
龙头企业作为现代农业体系中处于关键节点位置，在推动技术扩散、产业升级和市场对接方面具有显着优势。福建省现有77家国家级和1297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产业覆盖面广，与台农台企项目契合度高。尽管台农规模较小，但不少农业品种具有“特、精、尖”的优势，引导本土龙头企业与台农建立稳定合作关系，有助于实现资源互补与优势迭加，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应重点加强种业创新领域合作，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发展，通过引进、吸收和再创新台湾优势品种和育种经验，提升良种繁育和推广能力⑭。同时，可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评价体系中探索引入闽台融合发展指标，鼓励本土龙头企业通过股权合作、订单农业或产业链嵌入等方式，将台农纳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同步完善台农权益保障机制，增强其参与合作的收益预期和稳定性，主动融入大陆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推动两岸农业长期化、制度化协同发展。
（三）提升金融赋能水平
扩展有效试点政策覆盖面。在总结既有经验基础上，推动“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台胞信用证担保”等首创试点业务覆盖范围，拓展数字人民币对台应用场景。同时，探索推广台企“白名单制”。多部门联合建立常态化“台企白名单”机制，定期发布优质台企名单、就业纳税榜单，加强银政保担合作，促进台企与金融机构信息共享，降低融资成本。例如，针对于台资农业企业融资难题，清流台创园管委会积极响应三明银监局提出的扶持台创园发展的六项措施，定期组织园区银企对接会，协调推动台资企业享有法人授信、税贷通、发票贷、小微企业成长贷、保证保险贷等试点政策⑮。
引导多元化资金参与闽台农业合作。针对上游种养殖小农和乡建乡创项目融资约束，可划拨一定比例政策资金专项支持上游种养殖小农。鼓励以项目法人方式申报专项资金，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项目初期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同时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农业领域，扩大与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合作，并探索建立由农民、农民合作社、农村行业协会和政府等多主体参与的担保基金制⑯，为具备一定信誉及持续营运能力的小规模台商台农提供融资担保。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贷款管理机制。创造条件培育和设立专门融资担保机构，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林权、海域使用权流转和抵押担保机制。设立创业园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及项目引进、两岸农业人员交流及培训等给予资金支持⑰。
完善收益保障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供给结构。由台创园主管部门统筹，会商保险公司探索开发适应台湾农民在闽种植结构的主栽品种保险产品，通过台创园管委会签订统保协议方式提供保险覆盖率。在此基础上，参照水稻等其他农业政策性保险运行机制，由省、市、县财政和受益经营者合理分担保费支出。同步开展台农种植收入保险专题研究，探索设计基于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避险产品，进一步完善台农经营风险分散机制，增强其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波动的能力。
（四）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针对台农来闽创业过程中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聚焦台农经营的关键薄弱环节，补齐台农来闽创业缺乏台湾农会体系支撑的制度短板。在组织化服务方面，可积极推广漳平闽台缘高山茶产销专业合作社的“联片发展、资源共享、抱团发展”的实践经验，鼓励具备条件的台农领办或参与合作组织建设。同时，探索鼓励民间组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吸引各类公益组织介入乡村社会治理，各类工商社会资本投身乡村建设，尝试在福建引入台湾形式的农事经营班、农业产销班等组织，提升台农组织化程度和自我服务能力⑱。
在市场与平台支撑方面，应引导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等行业协会与台农合作，带动台农对接市场、拓展销售渠道。探索设立闽台农业融合发展基金，夯实农业共建共享创新平台，增强台农转型升级能力。同步强化科技服务供给，依托科技特派员服务体系，持续为台农提供技术指导与生产支持。
在金融与流通服务方面，应加强产业链金融服务，将台农纳入供销社系统“三位一体”综合服务体系，提高其履约还款能力和融资可得性。同时，加大对市场服务平台的支持力度，鼓励大型电商平台开展对台涉农电商服务，组织开展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对接，探索支持符合条件的台农产品进驻“832”平台销售。借鉴台湾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经验，加强仓储、保鲜、冷藏等配套冷链设施建设，促进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
（五）持续落实落细惠台政策
在政策实施层面，应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建立和完善联席会议制度，促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和政策衔接，提升政策的整体协调性和执行效率。围绕“农林22条措施”等重点政策文件，有必要对政策内容进行系统梳理和细化，将政策目标与台商台农参与大陆发展的比较优势有机结合，明确实施路径和责任分工，增强政策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⑲。可借鉴上海、浙江出台服务保障措施的经验做法，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落地路线图，推动政策由“原则性支持”向“制度化保障”转变。
同时，可探索参照海南自由贸易港相关做法，在通关检验、农业生物科技合作等方面给予福建更多制度便利。结合台湾青年在大陆创业呈现出陆认知差异化、创业选择理性化、创业政策诉求多元化等特征，应通过完善创业平台、优化配套服务和改善发展预期，营造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创业环境，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创业发展，为闽台农业融合持续注入新动能。
五、福建省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的展望
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⑳颁布背景下，福建省台湾农民创业园被赋予在深化闽台农业合作、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中的示范性功能与制度使命。该文件明确要求，福建要在深化两岸农业合作和融合发展方面先行先试，为台创园在发展定位、制度创新和实践路径上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向未来，台创园发展应坚持集群化、特色化发展思路，统筹处理好政策赋能与市场主体活力之间的关系，在巩固既有发展基础的同时，坚持存量优化与增量拓展协同推进；同步提升要素投入效率，以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在此基础上，可探索开展以产业与生活功能融合为导向的“产业社区”试点，纠正传统产业园区“重生产、轻服务”的发展取向，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完善配套等措施，创新服务场景，推动园区功能由单一生产空间向复合型发展平台转变，在协同推进闽台农业融合发展中实现台创园高质量发展。
通过持续完善产业体系、优化制度供给和提升服务能力，福建省台创园有望在协同推进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质量和综合效能的稳步提升，更好发挥其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基金项目：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支持，项目编号：2023J011411。
注释：
①全毅，《闽台经贸关系的现状与趋势分析》，《亚太经济》，2003年第4期，第52-55页。
②蒋颖、何均琳，《“共同市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深化发展的最佳选择》，《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年第30卷第4期，第445-448页。
③邓利娟，《加快闽台乡村融合发展 发挥两岸基层融合的示范作用》，《台湾研究》，2023年第6期，第15-21页。
④《两岸农业合作 福建先行先试》，《福建日报》（2008-12-11）[2026-2-5]，http://www.taiwan.cn:8080/local/fujian/guntu/200812/t20081211_796344_1.htm。
⑤邓启明、周继慧、熊德平，《台湾农民创业园：两岸农业合作的重要实践与策略选择》，《台湾研究》，2012年第2期，第17-21页。
⑥《台湾青年的“懒人”农业——台商蔡志阳的创业故事》，《中国农村网》（2026-1-9）[2026-2-13]，https://www.crnews.net/zt/lany/zmtcy/860471_20191202095904.html。
⑦林子荣、何世超，《金融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政策优化——以在闽涉农台胞台企为例》，《台湾研究》，2024年第2期，第57-65页。
⑧《深耕大陆30年成果丰硕89岁台商感言“梦想成真了”》，《人民网》（2023-4-3）[2026-1-22]，http://fj.people.com.cn/BIG5/n2/2023/0403/c181466-40362740.html。
⑨周丽群、郑胜利，《福建台湾农民创业园的调查与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12期，第79-82页。
⑩蔡雪雄、周继慧、邓启明，《台湾农民创业园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问题研究》，《江淮论坛》，2012年第6期，第57-62页。
⑪孙艳香、肖文，《台湾农民创业园在大陆的区位选择及发展策略研究》，《浙江农业学报》，2015年第27卷第7期，第1272-1279页。
⑫许雅峰，《新形势下在陆台湾青年融合发展困境及前景——从苏台青年交流的视角》，《台湾研究》，2024年第5期，第43-49页。
⑬周斌，《农业产业融合的现状、问题及优化路径》，《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5-119页。
⑭窦鹏辉，《基于创新链视角的中国种业发展困境及破解路径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23年第11期，第17-26页。
⑮《福建清流：台商值得投资的地方》，《中国新闻网》（2022-4-22）[2026-1-3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0771543489094720&wfr=spider&for=pc。
⑯胡杰、罗剑朝，《田野里的隐形纽带：社会资本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信贷担保违约的影响研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第67-81页。
⑰刘宇峰、汪泓涓、赵一夫等，《台湾农民创业园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以福建为例》，《福建农业学报》，2016年第31卷第7期，第783-790页。
⑱刘镭，《社会变迁中的台湾农村社区营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9卷第1期，第122-125页。
⑲胡艳君、任立刚，《关于两岸农业合作的深层思考——基于台湾的实地调研》，《当代经济管理》，2014年第36卷第6期，第32-36页。
⑳廖文根、张烁、江琳等，《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人民日报》，2023年9月18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6年4月号，总第340期，P6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