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强化联农带农机制是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践行联农带农责任、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关键载体。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将联农带农作为政策倾斜的重要依据”。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联农带农机制是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方式，将分散的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从而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的制度安排。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联农带农机制既是防范规模性返贫的 “稳定器”，也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 “助推器”。然而，受限于经营能力有限、专项扶持力度不足等原因，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尚不紧密，带动能力和辐射范围存在局限，在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方面的作用发挥仍不充分。因此，立足国情农情，剖析联农带农机制的演进逻辑，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以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效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学界来看，现有文献围绕联农带农机制进行了广泛探讨，并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联农带农机制的模式演进。早期研究多关注 “公司 + 农户” 的订单农业模式，认为这是解决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主要途径，但同时也指出这种松散型联结存在违约率高、稳定性差的问题。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研究重心逐渐转向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股份合作模式，通过要素契约增强联农带农稳定性。近年来，学者们进一步转向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农业链主企业等新型组织载体，强调通过产业链各主体的分工协作与价值共创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二是联农带农机制的运行机理。基于经济视角，部分研究指出降低交易成本是联农带农的核心动力，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和交易不确定性等带来的交易成本，促进企农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基于社会视角，部分研究强调了 “熟人社会” 的地缘、亲缘关系，是维持利益联结稳定的信任基石。三是联农带农机制的现实挑战。联农带农机制背后出现的效率与公平缺失问题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表明，农民主体性尚未得到全面保障、合作社的利益分配异质性、基层政府的过度 “行政化” 和资源支持失效是导致效率缺失的重要原因。也有研究发现，在集体行动中，资产状况较好的农户更容易获益，而脱贫农户由于缺乏基础设施和技能，往往面临被结构性剔除的风险。这种公平缺失问题，易导致脱贫群体在农业数字化进程中因资本与技术门槛而被进一步边缘化。
已有研究为推进联农带农机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尚缺少文献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对联农带农机制变迁背后的逻辑动因进行分析，同时将典型国家和地区相对成熟的联农带农机制与中国联农带农机制进行匹配、对比与探讨。鉴于此，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为：一是梳理中国联农带农机制的历史演进脉络，剖析其背后的逻辑动因；二是在剖析中国当前联农带农机制面临问题的基础上，重点考察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农业合作社体系、龙头企业联结及政府支持政策等联农带农方面的经验做法；三是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提出联农带农机制的提质策略，以期为构建更为紧密的农企社协同发展格局提供决策参考。
2 中国联农带农机制的历史演进与逻辑动因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联农带农机制的演进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的演进过程紧扣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问题，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持续引导下，推动联农带农机制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发展至今。
2.1 第一阶段（1978—1999 年）：确立农户主体地位，初步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宏观背景下，中国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赋予农民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这一阶段的联农带农机制主要表现为在释放生产力后，为解决农民生产与流通问题而进行的初步市场探索。
在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实行改革开放这一重要决策后，部分地区农民出于生计安全考虑，自发尝试 “包产到户” 与 “分田单干”，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在基层实践中松动。1982 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赋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合法地位，并规定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截至 1983 年底，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比已达 97.8%，标志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经营格局在农村地区正式确立。为解决一家一户办不好、办不了或办起来不划算的承包经营项目和经济活动，中国开始探索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的有机结合，并于 1986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双层经营体制” 概念，试图在发挥家庭承包经营积极性的同时，保留集体经济在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等方面的优越性。这一概念随后在 1991 年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正式提出，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被写入 1999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双层经营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客观上要求调整农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制度部分。为充分释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能，还要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进行改革。1983 年中央开始部署将人民公社经济管理体制下的政权职能与经济职能分开，分别建立乡政府和经济组织，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基层政权。到 1985 年，全国范围内政社分开中的农村基层政权建立工作基本完成，9.2 万个乡镇政府和 94.3 万个村民委员会取代了原有 5.6 万个人民公社和 55.6 万个生产大队。至此，农户正式成为具有独立财产权利和经营自主权的市场主体，为后续联农带农机制的产生奠定了微观主体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分散的小农户经营由于信息闭塞、技术落后和市场对接困难等劣势，出现产品转换困难的问题。对此，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府重点培育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组织，通过市场主体带动等模式将农户组织起来，带动其进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系统提出 “发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将其作为连接 “小农户” 与 “大市场” 的桥梁。1998 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聚焦打通流通堵点、构建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在上述政策的引导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各种服务性经济实体、国家经济技术部门相继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同时也涌现出以山东省诸城市等地为代表的诸多乡镇企业与周边农户进行原料采购等初级合作。这种基于买卖关系的 “公司 + 农户” 模式和基于组织关系的 “村集体经济组织 + 农户” 模式，所建立的利益联结方式，成为中国联农带农机制的雏形。然而，受限于当时的市场法治环境与契约精神的缺失，这种联结方式具有组织松散、交易成本高、稳定性较差等缺陷，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市场对接的难题。
2.2 第二阶段（2000—2016 年）：构建土地流转体系，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农民兼业化与农地非粮化等问题日益严峻。中国通过立法与政策引导，推动联农带农机制向土地、技术、资金等要素契约联结转型。
进入 21 世纪，为解决土地细碎化与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中国着手构建土地流转的法律保障体系。虽然早在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 “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但到 20 世纪末期全国土地流转比例才达到 1% 左右。进入 21 世纪，随着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人数不断增加，农民转出土地的愿望日趋强烈。200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实施，将集体成员的土地权利确立为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户依法通过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2007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进一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实现农户土地权利从债权到物权的跨越，极大地增强了土地权能的稳定性。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一政策信号稳定了经营预期，土地流转开始进入 “快车道”。数据显示，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从 2008 年的 8.9% 迅速攀升至 2016 年底的 35.1%，流转总面积达 4.7 亿亩。大规模的土地要素重组，为农业龙头企业、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创造基础条件，土地流转费用成为农户的重要收益来源。
在激活土地要素的同时，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这一阶段的另一重要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在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创办的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 “支持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的意见和要求。为进一步创新农村经营体制，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家庭经营集约化水平，200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鼓励发展互助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同时加强建设双层经营体制，从而激发了合作社的发展活力。截至 2017 年 7 月，全国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 193.3 万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6.8%。在 “农民专业合作社 + 农户” 模式的推动下，小农户将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使用权、所有权让渡给合作社，或者通过购买生产性服务与流转土地等方式与合作社建立股权、要素契约等合作关系，形成较为稳定的利益联结。合作社的兴起也为农户借助其社会、经济、行政等资源与各类市场化主体进行要素联合提供契机，促进联结方式向 “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的复合结构演变。
此外，经营主体的多元化进一步促进了联农带农机制的演变。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 “家庭农场” 概念，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力量，家庭农场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与小农户建立要素交换契约、为小农户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作用显著，由此衍生出的 “家庭农场 + 农户” 模式，具有交易成本更低、内部激励性更高、农业经营效益更好等优势。总体而言，此阶段的联农带农机制表现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组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农业、土地入股、生产托管等多种联农带农机制与农户建立联结，联结内容进一步扩展至良种供应、农机作业、技术指导等生产全过程。
2.3 第三阶段（2017 年至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创新优化经营主体组织模式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标志着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时代。为此，中国着力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组织模式及深化政策引导等措施，推动联农带农机制进一步转型。
制度层面的突破体现在 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将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 制度正式法治化，厘清了农地权利主体的权利边界，以更有效地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农户的合法权益，也更有利于现代农业发展，消除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由此推动农户能够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联农带农机制从要素契约向产权融合转型。为确保农户依法享有承包集体土地权利的长期稳定，持续激发农户生产积极性，自 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为 15 年以上以来，中国对这一制度不断深化，1993 年中央明确耕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 30 年的政策。这一决定为广大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稳定剩余经营收益提供了制度 “定心丸”，也消除了农业经营主体开展长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投资的顾虑，为构建长期稳定的联农带农机制夯实了产权基础。
在组织模式创新上，中国开始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并强调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支撑作用。2017 年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这种模式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建立在产业分工基础上的联合体各成员融通发展。在实际运行中，龙头企业专注于农产品加工流通与品牌打造，农民合作社负责组织服务与协调，家庭农场潜心从事标准化生产，以此实现联合体内部资金、技术、品牌、信息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使各主体之间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显著增强联农带农机制的韧性。
确立以利益共享为核心的政策导向是这一阶段的鲜明特征。针对以往联农带农机制中存在的利益分配不透明、农户话语权弱等问题，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将联农带农作为政策倾斜的重要依据”；2026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表明联农带农成效已成为农业经营主体获取财政奖补、项目支持的前置条件，进而促使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方式与农户进行联合，既保障农户的基础收益，又让农户能够以股东或合作者身份参与到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二三产业的增值分配中，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成果，推动联农带农机制向更高质量方向迈进。
2.4 演进逻辑与动因分析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联农带农机制演进的动因在于破解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而这需要做好有效组织农户、发展土地流转、壮大农业经营主体和完善政策制度四项基础性工作（表1）。
第一，农户组织化程度提升是联农带农机制演进的基石。联农带农的基础在于 “联”，而农户组织化程度影响了联农的紧密性。这一过程始于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 下对村集体统筹的初步探索，深化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成熟于当前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全链协同。这种组织形式的变革，将分散的小农户生产整合成标准化的规模生产，有效解决了主体间信息不对称与违约难题，提高了组织的协同性，为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提供基础。
第二，土地流转市场培育是联农带农机制演进的载体。土地是农业生产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在早期经营模式下，土地细碎化导致交易成本过高，资本与技术难以进入农业生产环节，联农带农主要停留在农产品流通领域。随着农地确权、“三权分置” 等土地改革，土地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并实现有序流转，解决了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用地瓶颈。土地流转的加速使得农业经营主体能够进行连片作业和长期投资，促使联结机制突破了传统的农产品购销，向土地入股、托管服务等更加紧密地联结方式延伸。土地要素的资本化与规模化配置，为建立长期稳定的联农带农机制提供物质载体。
第三，农业经营主体壮大是联农带农机制演进的动力。联农带农的核心在于 “带”，而带动能力取决于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程度。早期农户直接对接市场，面临信息不对称与技术匮乏的天然劣势。随着中国对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主体的培育，为农户有效衔接现代农业提供纽带。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为农户提供产前良种、产中技术与产后加工等标准化服务，降低农户的生产经营风险，并运用保底收益、按股分红、订单农业溢价收购等分配方式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使农户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实现产业在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
第四，政策制度的完善是联农带农机制演进的保障。机制的创新离不开顶层设计的规划。纵观联农带农机制的演进历程，面对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问题，政策制度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通过不断破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关键壁垒，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与信号，为推动农户组织化程度提升、土地流转市场培育和农业经营主体壮大指明发展方向，构筑坚实的制度安全网。
3 中国联农带农机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经过 40 多年的探索与演进，中国联农带农机制日趋成熟，但在当前实际运行中依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主要在经营主体带动效能、主体利益分配机制、联农带农服务水平以及风险保障体系建设四个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3.1 经营主体带动效能需持续释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持续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扶持力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主体逐渐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力量。然而，小农户在农业微观组织体系中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大国小农” 的基本农业经营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4）》，2023 年中国耕地面积为 19.29 亿亩，按照 4.77 亿的乡村人口数量测算，农户平均耕地经营规模约为 4.04 亩。这反映出中国农业生产面临着规模化快速发展与耕地细碎化并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与小农经营长期存在的发展态势。持续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提升小农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对于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实际来看，虽然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数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整体运行水平依然不高、联农带农效能未充分释放。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表2），2019—2023 年，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实现了 8.33% 的增长，但同期合作社成员数却下降 11.10%，5 年来实际加入合作社的经营耕地农户比例始终徘徊在 26% 左右，意味着仍有大量分散小农户游离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体系之外，未能被有效吸纳。究其深层原因，部分合作社还存在规模偏小、服务覆盖面窄、内部运行不规范等现实问题，导致自身凝聚力与服务能力薄弱，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制约了对小农户的辐射带动成效。
3.2 主体利益分配机制需协同优化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联农带农过程中，利益分配是维系合作关系、激活协同效能的核心纽带，直接关乎联农带农机制的可持续性。但目前主体间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突出，尤其在农业全产业链形成之后，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分工差异显著，前者多处于上游生产端，后者掌控加工、销售等关键环节并占据主要收益。上游农户因缺乏议价权、要素储备不足、权属不完整且未掌握核心技术，难以享受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收益。以河北省设施黄瓜产业链为例，课题组于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1 月，对河北省 6 家合作社及与其合作的 90 户农户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在 “农民专业合作社 + 农户” 模式下，单个农户通常经营 2 个棚室，年化收益 8 万～10 万元，且需承担较高的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而合作社更多深入黄瓜流通环节，年化收益可达 30 万元左右，收益稳定。“农民专业合作社 + 农户” 模式下主体合作关系松散，本质仍为市场买卖关系，缺乏稳定、制度化的利益联结机制，难以构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现代农业联合体。同时，农业产业化组织还面临订单履约率偏低、合约稳定性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利益分配失衡与合作关系脆弱性。
3.3 联农带农服务水平需不断提升
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能力的稳步增强，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整体水平上升。根据《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2023）》，2023 年全国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主体数量已达 109.4 万个，其中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91.6 万个，农业服务企业 4.4 万个，服务主体数量不断壮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户的赋能集中于基础生产环节，在拓宽涉农主体收入渠道、带动农户就业增收等方面成效显著。然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的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还存在失衡现象。从服务供给结构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值技能与配套服务供给不足，在三产融合赋能、先进技术推广、市场信息对接、金融信贷支撑等高端领域涉足较浅，在农产品仓储保鲜、精深加工及流通营销等增值环节的服务能力存在明显短板，直接制约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深度与能力。从覆盖面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水平仍处低位，服务效能约束更为凸显。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2023）》显示，当年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仅占总数的 16.30%，且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规模仅 3934.16 万人，占农户总数的 17.00%。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化服务能力有限，制约了其联农带农综合效能的释放，延缓了农户深度融入现代农业的步伐。
3.4 风险保障体系建设需持续强化
联农带农机制仍缺乏健全的风险防控与收益保障体系，导致农户在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冲击下抵御能力薄弱，制约机制效能的有效释放。当前，农业保险普遍存在品种单一、保障额度偏低等结构性短板，赔付标准难以覆盖农户实际生产成本，无法有效弥补受灾损失。作为农业保险的重要补充，农业互助保险发展更为滞后，《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2023）》数据显示，仅有 4671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互助保险，参与成员数仅 54710 个；对照全国 209.65 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5940.78 万个合作社成员的总量测算，互助保险的主体覆盖率与成员覆盖率均处于极低水平，难以形成规模化的风险分担效应。同时，农户面临较高的市场价格风险，而多数经营主体尚未建立价格保护、收益兜底等制度化保障机制，农户只能被动承受价格波动带来的收益损失，收益稳定性较差。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小农户因缺乏便捷高效的信息获取渠道，难以精准预判市场需求变化趋势，极易因盲目跟风生产引发产品滞销，进一步加剧收益的不确定性。风险抵御能力薄弱叠加收益预期不稳定，既制约了小农户深度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也成为联农带农机制推广落地的核心阻碍。
4 典型国家和地区联农带农机制的经验借鉴
针对中国联农带农机制所面临的问题挑战，分析和研究世界上农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尤为重要。由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且三者基于各自的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联农带农路径，本文将深入探讨三者在壮大农业经营主体、有效组织农户及政府政策层面的联农带农经验，为中国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供重要借鉴。
4.1 美国的经验：链条纵向一体化
由于美国是典型的 “地广人稀” 国家，仅有不足 2% 的农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这种特征使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的核心。美国联农带农机制的特点在于纵向一体化产业链的构建，并通过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与政策、金融工具，实现经营主体与本土农场的深度联结。
美国农业合作社本质上属于现代公司，其特点是将现代企业制度与合作社职能深度绑定，通过高效的商业化运作为成员提供服务；运作基础是基于用户所有原则（User‑Owner）、用户控制原则（User‑Control）和用户受益原则（User‑Benefits）的 3U 原则，能够从根本上确保合作社始终专注于成员利益。一方面，美国农业合作社主要通过营销、采购和专业生产服务三种职能来服务成员。在营销职能上，合作社不仅通过农产品分级、包装和深加工来创造附加值，帮助农场获取更多经营收益，还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职能，提升成员对营销成本、消费者偏好及品牌推广等方面的认知；在采购职能上，合作社通过批量采购或制造化肥、农药、燃油等各类生产资料，为成员带来的节本效应显著；在专业生产服务职能上，合作社还能够为成员提供农机、农艺方面的技术服务，并在良种培育示范、病虫害防控、土壤测试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部分合作社的服务范围还扩大至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甚至为成员提供各类医疗保健服务，实现生产与生活的全面覆盖。另一方面，美国农业合作社的成员结构分为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组成的成员、董事会、经理人和员工四类。合作社能够高效运作的关键在于实行 “职业经理人” 制度，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来保障成员权益。其中，农场作为合作社成员，依据 “一人一票” 原则行使表决权来选举董事会，确保决策层代表成员利益；董事会聘请具备商业经验的职业经理人负责日常运营和绩效考核，确保合作社在维护成员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具备较高的执行力。除农业合作社外，美国大型农业企业一般通过生产合同与农场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企业主要提供种苗、农资及技术指导，并保留农产品所有权，而农场负责提供土地、设施与劳动力。这种分工的优势在于生产风险由双方共同承担，市场价格风险主要转移给了抗风险能力更强的企业，农场则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合约收入。
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以《农业法案》（Farm Bill）为核心的政策与金融工具为联农带农机制提供坚实支撑。为降低农场经营风险，美国政府设立了 “政府直接农业补贴”，在市场价格低迷或遭遇灾害时为农场提供收益兜底。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ERS）发布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2025 年美国政府向农场主和牧场主发放的直接农业项目补贴达到 405 亿美元，较 2024 年增加 304 亿美元，极大地促进了农场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型农场的扶持，美国农业部于 2025 年发布《小家庭农场政策议程》（Small Family Farms Policy Agenda），通过精简资金申领流程、优化农场信贷渠道等方式以降低小农场参与各类扶持项目的门槛，并保障小农场在生产运营中的资金需求。该议程还提出 “促进生产者市场发展倡议”，要求用于资助中小型农场的资金中，至少 65% 须直接拨付给农场主。其旨在通过硬性约束解决过往农业项目中可能存在的资金截留、层层转包、流向偏离等问题，使中小农场主更易获得联邦资金支持，并将其用于农产品市场拓展、生产设施升级、产业链对接等实际经营环节。上述专属政策工具进一步构筑了中小规模农场的政策安全网。
4.2 欧盟的经验：资源配置跨国化
家庭农场是欧盟农业生产体系的重要基础单元，呈现规模小数量多的突出特点，其平均种植规模约为 11 公顷，数量约占欧盟 910 万个农场总数的 93%，不仅耕种着全欧盟约 61% 的农业用地，还贡献了约 78% 的农业劳动力。面对家庭农场市场地位弱、抗风险能力差等发展难题，欧盟各成员国在《共同农业政策》（CAP）框架下构建了较为完善的 “农业合作社 + 家庭农场” 联农带农机制，其特点体现在合作社跨国化资源配置与政策层面上的精准扶持，并通过法律规制提升家庭农场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
欧盟农业合作社的运作基础同样基于 3U 原则，但由于欧盟国家不具备美国那样充足的土地要素和自然资源禀赋，因而发展出成员来自多个国家的跨国合作社，以及成员在本国、供应商或客户在多个国家的国际合作社。欧盟农业合作社具有人员、商品、劳务、资本等资源配置跨国化的特点，能够在统一的大市场内为成员提供包括生产协作、农资供应、信贷保险、农机服务、植保灌溉、加工和销售在内的多项服务，协同带动成员提升农业竞争力。在组织结构上，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维护成员收益，以荷兰为代表的欧盟农业合作社积极推动其治理结构从传统模式向 “管理模式” 和 “公司模式” 演变。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引入外部专业人士担任合作社董事或经理，能够在保障成员拥有最终控制权的前提下，大幅提升合作社的盈利能力，进而使成员长期分享合作社发展的红利。根据欧洲农会和农业合作社组织（Copa‑Cogeca）统计，欧盟农业合作社在农产品市场中的平均份额超过 40%，其中荷兰、芬兰和丹麦等国家农业合作社的市场份额超过 60%。欧盟农业合作社凭借其庞大的业务体量，在提升家庭农场市场话语权与抵御市场风险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为家庭农场的利益提供了重要保障。
为加强农民的集体谈判能力，欧盟支持农民加入各种生产者组织，包括合作社、协会或农业生产者为股东的私营公司。截至 2024 年，全欧盟已有约 3000 个受官方认可的生产者组织（协会）。在具体运作中，生产者组织能够通过集中供应、共同加工、合作营销与分销、提供技术支持、协助质量管理等方式优化生产成本并稳定生产者价格，强化生产者在整个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欧盟允许不同成员国的农民和生产者组织打破地域限制，组成跨国生产者组织，从而具有资源配置跨国化的特点，契合了统一大市场的需求，使得跨区域的农业资源整合变得更为高效。
在政策层面，欧盟在 2023—2027 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进一步强化了对家庭农场的精准支持。一是实施 “可持续性补充再分配收入支持”（CRISS）。欧盟每年至少将 10.6%（约 40 亿欧元）的直接支付预算用于支持小型农场，这一金额是 2023 年以前的 2.5 倍。二是通过减少或限制对大型农场的基本支付金额，为小农场提供专项支持；或实施差异化、精准化的基础支持、挂钩支持及生态计划设计，提高对小型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受益于此类政策，欧盟几乎所有成员国的小型农场每公顷获得的平均收入支持比总体平均水平高出约 16%，切实保障了小型家庭农场的生存空间与经济收益，有效防止资金过度向大农场集中。针对家庭农场在面对大型零售商时议价能力弱的问题，欧盟出台了《不公平交易行为指令》。该指令罗列了农业和食品供应链中禁止的 “黑色条款” 和 “灰色条款”，如禁止买方逾期付款、禁止单方面变更合同条款、禁止将变质损耗转嫁给供应商等，旨在保护农业和食品供应链中的农场和其他供应商免受不公平交易行为的侵害，纠正供应链中的权力滥用与失衡。
4.3 日本的经验：服务供给全面化
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小农经营模式，面临着人多地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的现实挑战，其联农带农机制的特点在于依托国家领导与农民自治相结合的农业合作组织全面保障农民利益，并在土地要素配置层面通过行政手段推动农地规模化。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日本农协）是负责指导农民经营活动、对接下游市场，并承担服务农民生活的农业合作组织，遵循民主管理、不以营利为目的、自由进入或退出的原则，其联农带农方式是将农民的生产生活全面纳入组织管理体系。首先，日本农协几乎实现了对农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所有领域覆盖。在生产领域，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本农协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中持续发挥主导地位，农户产出的农副产品有 80% 以上通过其渠道销售，90% 以上的生产资料由其统一供应。同时，日本农协发挥着类似农村商业银行的作用，能够向农户提供包括信贷、储蓄在内的金融服务。在生活领域，日本农协提供的服务种类繁多，涵盖保险、医疗、教育、文化宣传等诸多方面，从而极大降低农民面临的自然风险、生产风险和生存风险，弥补单一服务无法满足农民多元需求的痛点。
虽然日本农协功能庞大，但它的分工相当明确，运行效率较高，这主要源于其内部运行的 “市町村层面农协机构 — 都道府县层面农协机构 — 中央层面农协机构” 三级组织架构。其中，市町村层面农协机构负责为本地农户提供精准的生产生活服务；都道府县层面农协机构主要发挥区域枢纽作用，负责区域内各类资源统筹与业务指导；中央层面农协机构则负责全国层面的农产品经济活动、金融保险业务及卫生和福利事业，并对地方农协进行监督。为了保障农民利益，市町村层面农协机构实行严格的民主治理，由农民组成的成员大会对章程变更、理事选举、重要资产处置、干部任免等 20 个事项拥有独占性的决定权，并交由理事会贯彻执行成员大会决策。监事会负责对理事会的业务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以防止农协组织内部发生异化。此外，日本农协还具有特殊的政治色彩，既是政府政策的传达者与执行者，又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旨在从制度层面为农民争取优于一般市场主体的生存环境。
针对土地细碎化制约规模经营的问题，日本政府近年来建立了 “农地中间管理机构”（农地银行）及相应的流转机制和流转补贴制度。其核心是农地银行拥有法定的农地中间管理权，负责从分散的小农户借入闲置或低效利用的土地，在进行基础设施整治和连片化处理后，统一转租给认定农业者或法人经营主体。这种机制通过公权力介入，解决了熟人社会中土地流转的高交易成本问题，实现了土地由分散向集中的有序转移。截至 2021 年，日本农地银行已完成农田转租 33.9 万公顷，农地向承租者的聚集率从 2013 年的 48.7% 增长到 2021 年的 58.9%，有效夯实了联农带农的土地要素基础。
4.4 典型国家和地区联农带农机制的经验比较
基于上述对美国、欧盟和日本联农带农机制的深入分析，本文对比总结了三个典型国家和地区的关键经验与差异化路径（表3）。
5 中国联农带农机制的提质策略
基于中国联农带农机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借鉴美国、欧盟与日本联农带农机制的成熟经验，本文提出以下提质策略，旨在为中国构建更加完善、普惠的联农带农机制提供解决方案。
5.1 扩面提质赋能，激活集体经济带动效能
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纽带，联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破解覆盖不足、带动薄弱难题，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筑牢联农带农的组织根基。一是激活集体经济联农动能。借鉴日本农地银行的运作经验，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统筹功能，通过盘活集体土地、闲置厂房等资源，组建村集体控股或参股的合作社、产业联合体，搭建小农户与经营主体的桥梁纽带，吸纳分散小农户有序参与产业发展，破解单户经营与规模化需求的矛盾。二是优化主体协同培育体系。推动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形成联动，对吸纳小农户多、运行规范的联合主体给予财政补贴与项目倾斜，借鉴多地 “村集体 + 合作社 + 农户” 模式，通过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市场对接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建立动态监管与退出机制，清理空壳化主体，规范内部治理结构。三是搭建三级对接服务平台。学习日本农协 “市町村 — 都道府县 — 中央” 三级架构的经验，依托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小农户需求清单，联动县域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与经营主体服务清单精准匹配，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点，通过代耕代种、集中托管等模式打通服务小农户 “最后一公里”，将集体经济优势转化为联农带农实效。
5.2 锚定利益共享，构建均衡稳定联结机制
以利益联结为核心，打破传统 “松散买卖” 关系壁垒，建立权责对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制度化协同机制，破解利益分配失衡与合作关系脆弱难题。一是创新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吸取美欧农业合作社的 3U 原则经验，推广 “保底收益 + 按股分红 + 盈余返还” 复合模式，鼓励小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劳动力、生产资料等要素入股新型经营主体，明确要素估值标准与分红比例，将产业链加工、流通等核心环节增值收益合理反哺上游生产端农户。针对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合作社、龙头企业将年度经营盈余按农户交易量、入股比例进行二次返还，缩小主体与农户间收益差距。二是规范利益分配规则与流程。参考欧盟《不公平交易行为指令》的监管思路，明确各方权利义务、收益分配比例、结算周期及违约追责条款，建立村集体、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的利益分配监督机制，定期开展收益核算公示，杜绝经营主体 “独占” 核心环节收益，保障小农户议价权与知情权，破解农户要素权属不完整、议价能力弱等问题。三是强化合约履约保障能力。建立农业产业化订单履约信用评价体系，将履约率与经营主体信贷支持、政策扶持、示范评定挂钩，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同时引入农业担保机构、保险公司提供合约履约担保，降低市场波动引发的违约风险，筑牢利益联结的制度根基，推动双方从短期合作向长期共生转变。
5.3 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全链条式服务支撑
聚焦服务供给结构性短板，围绕农业全产业链发展需求，构建精准化、多元化、全链条的技能培训与配套服务体系，破解增值服务不足、联农带农水平受限难题。一是开展靶向性技能培训。结合小农户生产需求与区域产业发展方向，针对性开展三产融合运营、农产品精深加工、电商直播营销、绿色生产技术等高端技能培训，邀请科研院校专家、行业能手实地指导实操，同步推广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农业技术，提升小农户产业化参与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二是完善多元化配套服务供给。学习美国农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的服务模式，推动新型经营主体拓展仓储保鲜、精深加工、包装设计、市场信息对接、金融信贷等增值服务，联合供销、邮政等部门共建仓储保鲜设施，降低农产品产后损耗；联动金融机构开发农户专属信贷产品，简化审批流程、降低融资成本，破解农户要素储备不足难题。三是强化服务资源整合联动。参考日本农协全方位服务的模式，建立 “政府 + 经营主体 + 科研机构 + 行业协会” 协同服务机制，整合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科研院校、基层农技站等资源，搭建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推动服务资源向薄弱区域、小农户倾斜，同时依托数字化手段搭建信息服务平台，为小农户提供实时市场供需、价格走势等信息，填补高端服务空白，推动经营主体从基础生产服务向全链条增值服务转型。
5.4 筑牢风险防线，完善农户收益保障机制
聚焦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挑战，构建 “保险兜底 + 机制防控 + 信息赋能” 三位一体的风险保障体系，破解风险敞口大、收益预期不稳定难题，为联农带农机制落地见效保驾护航。一是优化农业保险与互助保险协同体系。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丰富特色农产品保险品种，提高保障额度与赔付标准，推动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确保赔付金额覆盖农户实际生产成本，破解传统保险品种单一、保障偏低问题；加大对农民合作社互助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鼓励更多主体开展互助保险，引导小农户积极参保，扩大参保成员规模，提升互助保险主体覆盖率与成员覆盖率，形成规模化风险分担效应。二是建立市场化风险防控机制。参考美国政府的 “政府直接农业补贴” 条款与欧盟的 “可持续性补充再分配收入支持” 条款，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建立价格保护、收益兜底制度，依托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对冲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并鼓励通过签订中长期订单农业协议，锁定农产品收购价格，稳定小农户收益预期。三是破解市场信息不对称难题。搭建省级一体化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市场供需、价格走势、气象预警、病虫害防控等信息，通过手机 App、村集体广播、基层农技员推送等多种渠道，精准传递至小农户，引导其科学规划生产、优化种植结构，避免盲目跟风生产引发产品滞销，同时培育农村信息员队伍，为小农户提供信息解读与实操指导，进一步降低市场风险。
文章刊发：宗义湘，李哲.联农带农机制演进逻辑、国际经验与提质策略[J]. 世界农业, 2026(4):84-97.